您当前所在位置: 首页 > 审判业务 > 调研成果

独立量刑程序下的量刑证据问题——刘净瑜

来源:   发布时间: 2017年09月25日

  多年以来,我国司法改革以及各种规则的制定,多是围绕着定罪来进行的。不可否认的是,定罪是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不同的罪名所涉及的刑罚相差较大,而且有相当多的罪名区分难度较大,所以如何准确的定罪便成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心,庭审改革的重点也在于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辩论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虽然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当前仍然是以“侦查主义”为中心,此种模式下,刑事审判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定罪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合理的量刑。目前刑事审判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司法不公、同案不同判、涉诉上访等;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发生当事人对法官进行人身伤害的现象,这些诸多问题都或多或少的缘于“量刑不公”。

  一、独立量刑程序改革的沿革及现状

  我国从1996年开始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制度的要素,确立了某种形式上的“抗辩式”审判程序。但是庭审改革并没有改变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刑事审判程序主要是针对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量刑问题并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审判实践中,量刑问题通常作为定罪的附属问题在法庭辩论阶段进行。因为缺乏一个独立量刑程序让各方有充足的机会对量刑证据、量刑情节、量刑幅度进行有效的举证、质证,由此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司法实践中,同样的案件,很多时候会得出反差较大的判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治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对量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量程程序改革也逐渐有了实质性进展。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了“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要求,2009年在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并在全国120 多家法院开展量刑程序规范化试点工作。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的通知》,根据试点经验,进一步提出在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中的具体要求。2014年1月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在此之后,各省高院根据2014年新的意见陆续颁布各地区的量刑指导意见。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实践,由最高人民法院推动的量刑程序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审判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量刑程序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缺陷,使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为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量刑程序改革的推进,对量刑证据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我国现行的证据规则体系主要是围绕着定罪来制定的,但是在独立的量刑程序中,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方法、证明责任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在改革和完善量刑程序运作的同时,正确认识量刑证据的内涵,分析量刑证据的特质和重构作为裁判核心的量刑证据规则和体系具有相当的必要性。(5)

  二、量刑证据的研究意义

  我国目前还未建立起独立完整的证据法体系,并没有专门针对量刑证据的规则,证据法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具体的框架结构还处于尚待建设之中,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6)量刑证据立法的缺失和理论研究的滞后,与快速推进的量刑程序改革将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来讲,对量刑证据的研究都具有极大的价值和空间。

  (一)理论层面上,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刑事法学理论。我国的审判模式一直深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传统的证据法理论集中于从总体上对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未能进一步细化到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的层次上。区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并分别制定相适应的证据规则体系是将来证据法发展的趋势。其次在刑事审判领域,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较为普遍的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诸多的理论着重以“实体、定罪”为中心展开,而很少从“程序、量刑”的角度展开理论研究,伴随着量刑程序改革和研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相关的刑事法学理论。

  (二)实践层面上,有利于增强刑事审判的可操作性。在刑事审判中,因量刑不公而引起的上诉、上访事件层出不穷,同案不同判的案例也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密切的联系,法官在审判中无法根据某些明确的标准或规范来进行量刑,大多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通过“估堆法”的方式来进行审判。这种缺乏科学、合理的量刑方式极容易导致量刑不公,因此建立科学完善而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证据规则体系,对于解决量刑不公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运用

  (一)定罪与量刑的区别

  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方法上等方面都存在着质的区别,在研究量刑证据独特的规则之前,有必要先阐明定罪与量刑的本质区别。

  刑事审判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定罪与量刑,定罪在前量刑在后。从程序的连续性上来讲,在准确的定罪之后再进行合理的量刑是一个完整的审判程序,也是符合诉讼认识规律的。虽然我国是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的模式,在实践中甚至只有定罪的审判活动,但是从认识论上来讲,法官在进行判决时,仍然是按照先定罪后量刑的认识路径来进行的。两者是不应混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刑事审判中,法官对案件做出判决通常是按照逻辑的三段论来进行的。实际上法官做出某项判决是运用了两到三个三段论:一是定罪,一是量刑,但是这两个或三个三段论的前提和结论却是完全不同。我们以抢劫罪为例来予以说明。

  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同时还规定了八种加重情节(7),具有这八种情形的就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某甲在公共汽车上抢走路人乙一万元,后被抓获。此案中,法官首先应进行定罪,其逻辑为:

  大前提:法律规范(是否是暴力、胁迫;是否为公私财物)

  小前提: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四个犯罪构成要件)

  结论:罪名(符合以上条件即构成抢劫罪)

  确定罪名之后,就是如何量刑的问题,本案中首先要确定是否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其逻辑结构为:

  大前提:法律规范(抢劫罪的八个加重情节)

  小前提:案件事实(公共汽车是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结论:刑期的幅度(属于的则:10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或死刑)

  任何案件最后判决只能是一个确定的刑期,因此量刑的逻辑判断到此还未结束,下面的逻辑推理是如何确定精确的刑期:

  大前提:法律规范(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

  小前提:与被告人相关的所有事实(能体现被告人社会和人身危险程度的事实)

  结论:刑期

  以上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从逻辑结构上表现了两者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逻辑推理结构的不同其背后所隐含的则是定罪与量刑在性质、所遵循的原则和依据等方面所存在的本质区别。

  第一,定罪的性质是一种确认行为,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一种定性分析;量刑是一种处罚行为,即在确认罪名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惩罚,是一种定量分析。第二,定罪首先坚持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而量刑程序中无罪推定原则不再适用,而适用的是罪行相适应原则。第三,定罪依据的事实主要是构成犯罪的基本要素事实,量刑依据的事实要比定罪事实包含的多,包含各种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事实。

  (二)量刑证据的证明对象

  在证据裁判主义原则之下,明确证明对象是首先要确定的,即主要是指运用相关各种材料所要证明的与案件相关的各种事实,在量刑程序中就是要证明各种量刑事实。我国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量刑根据的主要包括四项内容: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其中的“犯罪情节”既包括定罪情节也包括量刑情节。(8)定罪情节是围绕着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展开的。量刑情节是指对被告人量刑时,对其确定的刑种、刑期所必须依照的情节。一般来讲,凡是定罪情节要件必然是量刑情节要件,没有只定罪不量刑的情节要件。但是量刑情节要件在犯罪已成立的条件下,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我国刑法规定了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量刑证据所要证明的便是这些情节要素。法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量刑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情节。在刑法条文中一般表述为“应当如何”或“可以如何”,比如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酌定量刑情节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是指司法机关和理论工作者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刑事政策结合司法实践总结出来的,由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应当灵活掌握和酌情适用的情节。(9)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酌定量刑情节及其适用标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犯罪后的态度问题就是典型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判决中却起着重大的作用。例如,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的判决书写到:“被告人王怀忠无理狡辩,认罪态度不好,依法从重……。”而在毕玉玺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立功表现,尽管受贿数额超王怀忠一倍,但是却被判处了死缓。(10)

  根据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酌定量刑情节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犯罪结果、犯罪客体、犯罪前的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在某些案件中,是否能够达成刑事和解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量刑考量因素。在日本,一般类推的适用的量刑情节有:(1)关于犯人的事项,如品行、癖性、习惯、健康状况、前科劣迹、惯犯等,年龄,境遇包括家庭环境、职业、人际关系等;(2)关于“犯罪事实”的事项,如犯罪动机、方法、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的社会影响等:(3)关于犯罪后的情况,如有无悔改之意、是否谢罪与恢复损害、有无达成和解、被害人的受害感情、时间经过、社会形势的变化等。(11)与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量刑情节相比,我国对量刑情节的规定就显得较为简单了,这里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有学者认为,量刑情节是与犯罪有关的各种事实情况,既可以是罪中情节,也可以是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仍未摆脱以“罪”为中心的认识思维,虽然这种提法已经认识到了量刑的一些属性,但是并不能全面体现量刑情节和证据的全部属性。在定罪与量刑两个不同的程序阶段,应当围绕不同的中心来展开证据的收集、证明。在定罪阶段,应当以“罪”为中心,展开证据的收集和证明,这是定罪程序的应有之义。在量刑程序中则应以“罪”和“人”为中心展开证据的收集和证明,这里的“罪”不是定罪而是犯罪的各种情节和影响,这里的“人”是指以被告人为中心展开的可能与量刑有关的所有被告人的信息。

  注重刑罚个别化是现代较为流行的一种刑罚思潮,与刑事古典法学派相比较,它更加深化了人们对刑罚的认识。刑事古典法学派强调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强调抽象和统一的刑罚价值观,忽视了个体因素在刑法中的意义,他们认为刑罚的意义就是在于报应犯罪行为带来的危害,以其痛苦来均衡犯罪人的罪责。(12)但是随着人们对犯罪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报应刑罚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并未减少日益增长的犯罪现象,刑事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行为,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性及人身危害性,因此提出了刑罚个别化原则。(13)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程度的高低已经成为量刑考虑的两大基本要素,量刑证据的最终落脚点也在这两方面上,因此这两方面的证据都应成为量刑证据的证明对象。

  (三)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

  根据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基于相关的证据。刑事诉讼活动所要证明的实质上就是一种根据相关证据寻求已经发生之事实的回溯性认识活动,证据则是此项认识活动的基石。在这种以证据为依据的认识活动中,必须坚持一定的规则,这些证据规则直接决定着证据材料的范围和运用。

  我国证据法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对于证据规则的内涵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传统的证据规则比如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主要是围绕着定罪而展开的。既然定罪与量刑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许多定罪的证据规则并不适用于量刑,因此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是不够科学合理的。在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应该有与量刑证据相适应的独特的证据规则。

  (1)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在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有过长期的争论,并形成了多种学说,主要有:行为责任说、结果责任说、双重含义说。目前双重责任说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双重含义说将证明责任界定为诉讼当事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14)传统的以定罪为中心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很多并不适用于量刑证明责任的分配。例如,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明责任分配的首要原则,但在量刑程序中,被告人都是确定为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显然就不再适用了,因此就需要对证明责任进行重新分配。

  量刑证据是围绕着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五个方面展开的。检察机关既应依法承担提供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应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是基于其具有的客观性义务所决定的。德国刑事法改革先进米德迈尔(Mittermaier)曾经说过:检察官应仅力求真实与正义,因为他知晓,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合国家的利益!(15)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有权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但只应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也即只对其所主张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等事实提供证据给予证明。

  在量刑证明责任的分配中,法官是否应当具有相应的证明责任呢?法庭审判的一个基本功能便是调查事实真相,在这个程序制度设计中,法官为获得内心的确信,无疑是处于审判的主导地位。虽然我国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的某些因素,通过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来查明案情的真相,但不可否认的是此项改革在审判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辩方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大多数证据是由控方提出的,这就需要确立法官相应的案件事实调查权,以此来保证量刑的公正性。

  (2)证明标准的确定

  证明标准又称为证明程度、证明要求,一般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需要达到的程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哈兰大法官指出:“证明标准代表了一种努力,以期指示事实的发现者:我们的社会认为他们要达到何种程度的信念才能做出正确的事实结论。”(16)证明标准的设定不仅对诉讼双方具有约束力,也同样作用于裁判行为。法官以证明标准为依据对诉讼双方的证据进行考量,哪一方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法官就可判其诉讼主张成立,反之则不成立。因此诉讼双方应按照证明标准的要求来进行证据的收集。

  在定罪程序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运用的证明标准分别被称为“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具有同一性。英国的塞西尔·特纳说:“所谓合理的怀疑,指的是陪审员在对控告的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对有罪判决的可靠性没有把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控诉一方只证明一种有罪的可能性(即使是根据或然性的原则提出一种很强的可能性)是不够的,而必须将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17)两者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项标准的两种操作性的表述。其中排除合理怀疑是证伪,而内心确信则是证实。内心确信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要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当出现疑问的时候,要坚持“疑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①定罪的证明标准

  在定罪程序中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定罪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法,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构成何罪,以准确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罚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因此在对被告人进行定罪时必须坚持一种最高的证明标准。当然这种标准是在人的认识限度内的,现在公认的最高的标准便是排除合理怀疑。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按照西方某些学者所言,它“表面上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那些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为困难”,“证明标准是那种容易识别、难以解释、更难以适用的法律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18)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相关解释我们可以将“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为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排除轻微可能的或者想象的怀疑,而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除非这些假设已经有了根据;它是‘达到道德上的确信’的证明,是符合陪审团的判断和确信的证明,作为理性的人的陪审团成员在根据有关指控犯罪是被告人的证据进行推理时,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可能做出其他合理的推论。(19)

  ②量刑的证明标准

  在一般的证明理论中,证明标准依照确定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绝对确定、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的理由、优势证据等。这些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被运用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比如签发各种令状、进行无证逮捕、搜索及扣押等司法程序阶段就适用可能的理由的证明标准。

  以此类推,笔者认为,根据刑事案件性质和证明客体的不同,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中,运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分而适之的理论构造更具有科学性。

  1、死刑案件。对于死刑案件,笔者赞同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标准,这被一些学者表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其证明程度要高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刑事审判和定案的若干意见》第六十条规定:“对死刑案件应该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否则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切合理怀疑是指:(一)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涵盖案件事实;(二)有现象表明某种影响案件真实的情况可能存在,且不能排除;(三)存在人们常识中很可能发生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在量刑程序中,要以排除一切怀疑为标准,证明是符合死刑的从重或加重情节大于从轻或减轻情节。如果两者情节相当,则应当排除死刑判决。

  2、重罪案件。对于从重、加重的量刑情节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采用“证据优势”标准即可。“证据优势”标准又称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主要是在民事诉讼普遍适用的一个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提出积极抗辩的,对抗辩事实的证明也适用该标准。证据优势不是从物理形态上指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量上比对方多,不能以数量的多寡定优劣,美国法院采用“可能性”一词来进行解释,即“裁定事实的存在,比该事实的不存在更为可能”。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证明标准,是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设定的。

  3、在轻罪案件中,为顺应程序简易、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需要,量刑的证明标准采用较低的“证据优势”标准即可。

  (四)量刑程序的证明方法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量刑与定罪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由此而带来的便是证明方法上的不同。现在的司法证明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严格证明,另一种是自由证明。这两种证明方法的划分的依据是立法对证明手段及程序的要求是否严格。所谓严格证明,是指运用具有证据能力并经过正式证据调查程序的证据做出的证明;所谓的自由证明,是指不考虑证据是否具有说明能力或没有经过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做的证明。

  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证据方法。严格证明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进行,该项要求包括两个层面上的要求:(1)用以严格证明的证明方法在形式上必须合乎法律规定;(2)该证据方法必须具有证明能力。自由证明可以“以一般实务之惯例”选择适当的证明手段,“亦即可不拘任何方式来获取可信性(如以查阅案卷或电话询问之方式)”(20)第二,证明过程。严格证明必须以法律规定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对于自由证明,立法则没有明文规定必须适用的调查程序,而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裁量而定。

  定罪程序无疑应该适用严格证明的方法,而在量刑程序中,则可以适用自由证明的方法。在量刑程序中对量刑情节的证明,立法无须明文规定必须适用哪些调查程序,而只需授权法院根据具体的情况或惯例进行裁量决定即可。比如,可以授权法官有权委托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并向法院提交社会调查报告,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认证后,便可直接将其采纳为量刑根据。因此,从证明对象和证明标准的角度来讲,在量刑程序中适用自由证明是能够满足其要求的。

  (五)量刑证据与裁判文书

  作为司法理性原则的体现,裁判文书的说理是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机制。多年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文书基本上处于“无理”可说的状况,鲜有对法律条文和法律适用的逻辑推理给予清晰完整说理的。通常的裁判文书是在叙述案情,最后只给出一个判决。诉讼当事人无法通过裁判文书获取有效的信息,这也加剧了人们对于法官判决不公的怀疑。在量刑程序改革中,裁判文书的改革将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领域,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法院的判决书对于判决理由做出详细的说明,这种说明不仅包括定罪理由,同时还应当包括量刑理由。法官应在裁判文书中将其对量刑证据的取舍情况、证据的证明力情况、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等完整的在裁判文书展示出来,这样才能将量刑证据独特的性质反应出来。

  总之,程序公开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要确保实体公正,实现量刑正义,必先要实现量刑程序上的独立,把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独立出来。只要我们认识到目前量刑程序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从制度设计、程序公开等基础工作做起,在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下,构建起独立完善的量刑程序便指日可待。


  (5) 陈卫东、张佳华:“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17卷(第1期)

  (6) 陈瑞华:“证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

  (7)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8) 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10) 参见陈瑞华:“证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

  (11) 陈卫东、张佳华:“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17卷(第1期)

  (12) 高铭暄:《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492页

  (13)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14) 何家弘、刘品新:《证据科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89页。

  (15) 转引自林钰雄:《检察官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26页

  (16) In re Winship,397us,358(1970)(哈兰法官的赞同意见)

  (17) [英] 塞西尔·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加庆、李启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49页。

  (18) [加] 阿兰·曼森:《加拿大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北京,刑事证据法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

  (19) Bryan  A Gam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 [z],West Group,2004,p1056

  (20) [德]克劳思·罗科信.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关闭
友情链接

鲁公网安备 37100202000153号


版权所有:威海市人民法院[hits] ICP备案号:鲁ICP备13032396号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408号 电话:0631-5289582 邮编:26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