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雷洋？”

　　盼望着，盼望着，雷洋的尸检报告出炉了。“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这份十分专业却语焉不详的鉴定意见，所引发的公众对“雷洋案”的臆测，还不如没有。

　　皮球又踢回了检察院，鉴定机构十分“睿智”的将责任“斗转星移”，在一个谁都不愿担责却谁都在孜孜“渔利”的社会，这的确是一件无可厚非却颇以为豪的事。只是，预知的压力最终必将附加于法院身上，静待法官同仁如何使劲解数将矛盾“化骨绵掌”，考验法官们智慧与勇气的时刻即将降临。

　　谁杀死了雷洋，在法院没有定谳前，任何的揣测似乎都有干涉司法独立公正之嫌。但既然舆论早已架起满堆柴薪，点起熊熊烈火，大欲将一起可悲的行政相对人意外死亡事件翻炒成一顿群魔狂欢的“烧烤”盛宴，那么多一份理智与反思，或许能够少一些偏激与癫狂。

　　雷洋死于我们这个混乱失序、价值观错乱的社会。无论雷洋也好，涉案警察也好，都做了这个“失序”社会的“牺牲品”。在此意义上，吴法天谴责“看客们”消费雷洋、抢食雷洋的人血馒头，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这个社会究竟需不要警察？这其实是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即使对警察存在本能仇视的人，也会在其遇到危难时拨打“110”求助。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离不开警察，警察虽非天生，却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警察起源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甚至与国家的起源同样古老。我们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与秩序，才授权警察去平衡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冲突，用警察权平衡私人力量上的不对等。

　　曾有一篇网文写道，“世界上没有不打人的警察”。这一论断虽缺乏严谨，但的确道出了一个事实：警察是唯一被授权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当警察带着合理怀疑去盘问你时，作为公民，在行政法意义上你是一个行政相对人，你有义务配合警察的询问，尽管任何人不须自证其罪。你可以指责警察滥用职权、执法目的不当、执法程序违法等，也可以在事后提出复议或诉讼，请求对警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甚至提出行政赔偿要求。但是，只要警察在履职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因“重大且明显违法”而构成无效，公民便不能直接拒绝甚至抵抗。警察不是一个人在执法，他在履职过程中，是国家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在作担保。

　　但是，正如我以前所写道的，警察被公众选择性误解甚至“仇视”也并非没有缘由，关键仍在于自身公信力不足。而公信力并非天生，是依靠自己平时规范执法、依法作为日积月累形成的。很难想象，当执法示证都成为可争议的问题，协警单独执法充斥于街头巷尾，调查取证一个人“自问自记”，一起简单的治安案件都能拖到半年六个月后结案……公安执法的公信力恰恰在这些程序细节上被侵蚀流失。要知道，一个警察违法，透支的是一个职业群体的公信力；一个“害群之马”，损害的是整个国家的“颜面”。因此，当一个警察因怀疑偷拍执法过程者“居心叵测”而打烂其屁股时，热辣辣生疼的还有一百多万警察的脸。与其抱怨公众的监督，不如规范自己的执法程序！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警察权亦如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此言不虚。真正令我们担心的不是警察权，而是警察权的异化，即原本为满足人类对自由、秩序、惩罚犯罪、鼓励守法需要而配置的警察权，在实际的运作与扩张中，不断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沦为侵犯公民自由、践踏法治秩序的暴政工具。用尹伟中博士的说，“当警察权运行脱离法定的既定轨道，出现非正当运行、‘越轨’时，警察权就背离和损害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利益，变成了异质的警察权。”尤其是，当前对警察权的内部控制虚无、外部监督软弱的情况下，更须警惕警察权异化，肆无忌惮地扩张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略”。

　　如何防止警察权的异化，那就需要把警察权行使的过程纳入正当程序规制的范畴。换言之，正当程序模式下的警察权运行，将会防止警察权偏离宪法法律所设计的轨道，蜕变为行政侵权的工具。正当程序的存在，为警察行为的事后审查提供了对象和标准，这是程序的独立价值所在。应当说，行政程序的设计与行政执法效率本质上是冲突的，最有效率的执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程序规范的执法，但这显然是违反法治原则的。最高的效率则意味着最大的暴政，“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把“法锁”就是正当法律程序。

　　无论如何，在行政执法的公信力、公定力与公民的自由、隐私权之间，存在一条权力与权利的“楚河汉界”，也是一道专政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屏障。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即使警察裁量权的行使，亦应坚持自我限定的谨慎性原则，遵循合理比例；对于公民权利来讲，“法无禁止即允许”，但权利之行使也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可滥用。在权力与权利交叉融合的地方，构成了法治之下我们生存的“秩序”，只要各安其位、各敬其职，守法当位不逾矩，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会在统一的法秩序下得到保障。

　　返顾雷洋和涉案警察邢某，一个是人大的翘楚，一个是法大的状元，两大顶级法律学府培养出的人才，竟然一个被怀疑违法嫖娼、妨害公务，一个被指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毕业致辞说的再优美动听，党章宪法抄的再庄严敦正，都没有改变这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两个青年人风雨飘摇的运命。梁文道在《犬儒时代的信任》中写道：“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三毛在《西风不相识》里说道：“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到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法学院里，我们所接受的法律教育——镌刻在脊骨上、流淌在血液里的公平、正义，当我们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还有谁以此作为毕生职业的圭臬？

　　在一个混乱无序、人心躁动的社会，哪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有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警察被雷洋怀疑为滥用职权的“流氓”，雷洋被警察怀疑为十恶不赦的“大盗”，最终结果是雷洋暴死、警察成囚，若单从每一方角度来看，于他们何辜呢？他们承担了这个社会太重的成本。

　　陶潜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位平民之死，一名警察被捕，假如还能有所期待的话，我希望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发育成为法治笼罩下的公民社会：在这里，公权谦抑而不张扬，私权兴盛而不泛滥；在这里，共识多于分歧，商谈代替强制；在这里，法律不是形同虚设或被任意曲解，而是真正得到国家机关和公民的尊重和信仰。

　　2016年7月8日